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不喜欢孔子。
历史已经证明，忘却传统的人，定然是不孝子孙；抛却传统的民族，定然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但是，时至今日，一提起传统文化，很多人首先就会把“大成至圣先师文皇帝”的牌位搬出来，甚是唬人。这架式，仿佛没有孔子这高高的牌位，就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一般，似乎一个高高的孔子牌位，就足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孔子的思想，在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河中，仅仅是一朵徒有美丽外表的罂粟花而已。尽管是美丽的罂粟，但是其中也有很多值得我们继承和抛弃的东西，一如那个作为毒品的罂粟花，除了外表的娇艳，其中更充斥着很多污浊和糟粕，充斥着不能自圆其说的矛与盾，充斥着孔子一厢情愿的天真地想当然。所有一切的一切，都是需要我们抹去眼角的污秽去仔细甄别。
但是，受孔子中庸思想这朵美丽的罂粟花麻醉了数千年的中国人，面对孔子“大成至圣先师文皇帝”的牌位，却怎么都中庸不起来。不是彻底打倒再踏上一万只脚，希望他永世不得翻身，就是顶礼膜拜，恨不得把“大成至圣先师文皇帝”的牌位建造的高与天齐。这两种做法，都是与孔子的中庸背道而驰的，更是不理智的。
从西汉的董仲舒至“五四”前夕的中国，孔子始终高高在上，尽管生前在周游列国的时候，经常凄惶的如丧家之犬，但是身后却得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大荣誉。至五四、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大成至圣先师文皇帝”的孔子，又被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传统文化日渐式微的今天，打着拯救传统文化旗号的人们，又把孔子的牌位高高的竖了起来，褒奖之声不绝于耳。
中国数千年的文化的确需要继承和发扬，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绝对不等同于孔子高高的牌位，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更不能是简单的对着“大成至圣先师文皇帝”的牌位三拜九叩。
一、 站着说话不腰疼得孔子。
“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在孔子那里，就连吃饭、穿衣、喝酒、串门都要用“礼”来约束，都要符合“礼”的规范。
《论语·乡党》里面记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又，“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麂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服而朝。”
其实，用不着孔子在这里喋喋不休地教导，没有谁，即是被孔子成为“鄙夫”“野人”“小人”的人，没有任何人不对吃好的穿好的感兴趣的。但是，那些吃了上顿愁下顿，穷得连裤子都穿不起的“鄙夫”“野人”，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资本吗？有连穿内衣外衣都要符合礼的规范的福份吗？只要不被冻死饿死，就要对着佛爷的丈八神像千遍万遍的喊“阿弥陀佛”了。让你孔子饿上三天，看看你还能不能“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感情你孔子有三千弟子前呼后拥地伺候着，出有车食有肉，出入的是国君卿大夫的高门楼，可以“礼”到内衣内裤上，“礼”就自己“礼”吧，如果再用这些来要求“鄙夫”“野人”，实在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话至此，不由让人想起那个晋朝白痴皇帝司马衷来。
《资治通鉴·晋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帝为人戆騃，尝在华林园闻虾蟆，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时天下荒馑，百姓饿死，帝闻之，曰：‘何不食肉糜？’”短短的四十几个字，便使晋惠帝荒唐的嘴脸跃然纸上。
晋武帝司马炎时，朝廷腐败，官员之间相互摆排场，比阔气。晋武帝更是以功自居，认为天下由他统一，扬扬自得。在众官员的谄谀奉承下，成天吃喝玩乐，不顾正事。
善于玩弄权术的晋武帝有块心病：太子司马衷是个低能儿，简直就像个白痴。这是众人心里也明白的，只是大家装聋作哑，不好开口。但大家都有点担心，如果晋武帝死了后，让这个低能儿来做皇帝，不知天下会乱成什么样子。
司马衷从小不聪敏，尽管换了好几轮老师教他，但这孩子天生低能，脑子里装不进东西，老师们都对他束手无策。偏偏司马衷又是王位的继承人，使得晋武帝成天为他头痛。
大臣们知道晋武帝的心事，但又不敢触动他的伤口，曾有一位大臣，在酒宴上仗着酒性，暗示司马衷当太子不合适。晋武帝听了后不置可否哼哼哈哈地说他喝醉了，使得酒席不欢而散。从此以后，就没有人再向皇上提起这件事了。
晋武帝尽管嘴上不说，心里对这个儿子也是放心不下。他想自己一天天老了，儿子总有一天要继承王位的。于是就把案头上的几份公事派人送到太子那里，叫他处理一下，实质上是想试探一下儿子的能力。
太子司马衷是个糊涂蛋，但他的妻子贾妃却是个狡猾的女人。看到皇帝送来的公文，知道丈夫根本没有能力处理，连忙请来宫里的老师，和亲信的太监一起，拟写了一份卷子，再叫太子誊写了一遍。文章写得既不是很高深，却又是通顺的。这样，就与太子平时的言行对得上了，免得引起皇上的怀疑。
晋武帝见了公文后，果然很满意，觉得自己的儿子虽然不聪敏，但还能将就，心里宽松了不少。
不久，晋武帝病重，这时太子司马衷尽管已经三十多岁，但智力仍然低下，不能胜任国事，晋武帝想来想去不放心，于是要皇后的父亲杨骏来辅政。
晋武帝一死，太子司马衷即位，称晋惠帝。
晋惠帝即位后，他的妻子贾后不愿意杨骏操纵政权，用计把杨骏杀了后，自己在幕后掌起了大权。晋惠帝乐得不管不顾，四处玩乐。一天闲着无事，就由太监们陪着到御花园观赏风景。来到池塘边，听见蛤蟆在咯咯地叫。晋惠帝突然心血来潮，对着太监们说：“你们听到有小东西在叫吗?”
太监们说：“听到了，这是蛤蟆在池塘里叫。”
晋惠帝说：“那么我问你们，它是为官家叫呢，还是为私人叫?”
太监们一时听不明白他的意思，都不敢回答。后来有个胆子较大点的太监回答说：“皇上，如果蛤蟆在官地里叫，就是为官家，在私地里叫，就是为私家。”
晋惠帝点点头，似乎懂了，又似乎不懂。
有一年大灾，百姓没有粮食吃，只能挖草根、食观音土充肚，许多百姓因而活活饿死。全国各地发生饥荒的十万火急信报被迅速报到了皇宫中，晋惠帝坐在高高的皇座上听完了大臣的奏报后，一时大为不解：“真奇怪，人怎么会活活饿死呢?”
官员们回答：“农村闹灾，没有粮食吃。”
经过冥思苦想后，晋惠帝终于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既然没有粮食，就叫他们烧点肉粥吃，这样不就饿不死了吗?”
众官员听了哭笑不得。
白痴皇帝的“何不食肉糜？”的故事，与孔子不顾百姓死活，一味鼓吹什么“周礼”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当诸侯争霸的战火烧的哀鸿遍野饿殍遍地，历史车轮以其不可阻挡的气势轰轰碾过奴隶制大厦，除儒家以外的诸子先哲都在以发展和变化的的思维寻求社会出路的时候，孔子却高高在上的站在奴隶制的废墟之上，茫然四顾，时而声嘶力竭的大声疾呼“克己复礼”，又时而痛彻肺腑的咄咄责问“为什么我找不出一个人像好色那样好礼呢”？这样的疾呼，如此地责问，难道和“何不食肉糜？”有任何实际意义上的区别吗？
《管子》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要想让百姓，知仁知礼，还是先让他们吃饱肚子穿暖衣服再说吧，毕竟活着是第一要义。
二、 找不到门道的孔子。
众所周知，春秋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性大分裂形成的时期，是社会经济急剧变化，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军事斗争层出不穷，学术文化异彩纷呈的一个变革时期。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曾这样描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也就是在如此大分裂大动荡的历史阶段，从社会结构到政治体制等方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面对令人瞠目结舌的巨大变革，诸多有识之士在惶恐不知所以后，逐渐镇定下来纷纷从理论和实践中，探求历史的走向。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兵家、法家等诸家学派，对历史和人类将何去何从提了出自己的主张。
纵观诸子的学说，不论是道家、墨家，还是阴阳家、兵家、法家，都是从哲学的高度，把人作为有血有肉善恶并存于一体的活生生的对象来研究，并提出自己的主张的。但是，在孔子的儒家思想中，始终不愿意承认人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思维，是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这一客观存在，而是把人看成一架，或者说天真的试图把人变成一架听话的机器，这架机器不能有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自己思维和思想。同时，这架机器又必须按孔子设定的程序来运行。其运行的目的，也是为了“克己复礼”，以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统治。可是孔子想过没有想过，姑且抛开为统治者效忠一节，仁义礼智信是能够当饭吃还是能够当衣穿呢？从这个角度看，在社会研究方面，孔子还完全的一个门外汉，根本没有找到拯救社会的门径。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旧的秩序以及行为规范已不再能有效地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同时，越是出身低层的人越是渴望享有在传统等级制度下不能享有的权利，以显示自己所获得的权力和地位。“八佾舞于庭”、“季氏旅于泰山”等社会现实，就充分表明，虽然传统的等级制度已不再具有统治的权威性。对于社会的变化，孔子不是积极寻求与变化的时代相适应的新秩序和行为规范，而是企图用“仁义”这块美丽的绊脚石，阻挡社会的进步。不少古代典籍中记载《易经》是经过孔子整理后而流传于世，并且《易经·系辞》为孔夫子所作。其实，这样的说法很是荒唐，《易经》最重要的思想体现在“变易简易和不易”上，反复阐明的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拘泥于成法，对“变”既战战兢兢又咬牙切齿的孔子，如果真的修订了《易经》，撰写了《系辞》，难道他就一点都没有吸收其中“变易”的精华吗？如果儒子儒孙们一定要用孔子修订了《易经》，撰写了《系辞》往孔夫子脸上贴金的话，这样结论只有一个：孔夫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书虫。
三、 善于画饼、画鬼的孔子。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画饼充饥”。如果有谁真的认为画在纸上的馅饼可以充饥的话，那他只能叫自欺欺人。可是，孔子恰恰给人类画了一个仁义的大馅饼，并不厌其烦地反复告诉人们：画饼的确是可以充饥的。为了说服人们相信，他画的这个大馅饼可以填饱肚子，他笼络了三千弟子，在陈、卫、宋、蔡、鲁诸小国之间流窜。世人不会像孔子及其弟子那样的白痴，游说的结果只能是到处碰的一鼻子灰，弄的灰头土脸惶惶如丧家之犬。就是这样一个连自己都拯救不了的家伙，却口口声声要用“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来拯救社会，是不是有点可笑了呢？
尽管后世统治者也再清楚不过孔子完全一派善意的胡说八道，但是由于孔子思想上披着一层仁义的华美外衣，所以统治者便高高供起孔子的牌位，竞相以仁义来标榜自己统治。事实上又有哪一个统治者在统治过程中真正地实行过人道呢？纵观数千年统治者获得政权的历史，哪个不是血流成河杀人如麻呢？至此，我们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孔子和历代统治者标榜的是怎样的仁义了吧？
画完了馅饼，不知道是意犹未尽，还是孔老夫子自己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荒唐，为了给自己荒唐的行为加上一块艳丽的遮羞布，接下来的孔老夫子就开始精心画起了“礼”这个鬼来。
春秋时期有一个很高明的画家，这天被请来为齐王画像。画像过程中，齐王问画家：“比较起来，什么东西最难画呢？”
画家回答说：“活动的狗与马，都是最难画的，我也画得不怎么好。”
齐王又问道：“那什么东西最容易画呢？”
画家说：“画鬼最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狗与马这些东西人们都熟悉，经常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只要画错那怕一点点，都会被人发现而指出毛病，所以难画，特别是动态中的狗与马难画，因为既有形又不定形。至于鬼呢，谁也没见过，没有确定的形体，也没有明确的相貌，那就可以由我随便画，想怎样画就怎样画，画出来后，谁也不能证明它不像鬼，所以画鬼是很容易的，不费什么神。”
这则小故事见于《韩非子·外储》：“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孔子竭力鼓吹的那套绝对的“仁义礼智信”，是不是和画鬼一样呢？孔子就是利用自己画的这个美丽无比的“礼”的“鬼魅”，吸引了后世世世代代的统治者。两千多年来，孔子的魂魄也始终死守着，自己辛辛苦苦栽种起来的这颗“仁义礼智信”的大树，等着一个个统治者争先恐后地撞上来。孔子没有失望，在这棵大树旁，他拣到了一只又一只撞倒大树上的硕大无朋的兔子。不过撞到这棵大树上的头戴王冠身披龙袍的兔子们，并没有因为撞到了大树就“折颈而死”头破血流，反而被撞击后，一个个都更加怡然自得，满脑门上写下的仁义道德更加清晰。既然守着大树可以等到兔子，孔夫子自然也就不会受到嘲笑了，并且得到了一个“大成至圣先师文皇帝”的称号，被供奉到文庙里，享受世世代代的兔子们祭祀的香火。
四、 唱了一辈子童谣讲了一生童话的孔子。
如果有谁真的相信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那我们就可以断言，这人不是天生的白痴，就是后天让驴给把脑袋踢出了毛病。但是，孔子恰恰就是一位坚信丑小鸭注定要变成白天鹅的家伙。他幻想通过“仁义礼智信”，社会就可以回到尧、舜、文、武的时代，鼓吹有了仁、义、礼、智、信就可以实现他所谓的王道。但是，比孔子略早的宋襄公，因仁义而自取败亡，和比孔子稍晚的秦始皇残暴而有天下的事实，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孔子上了生动的一课，在孔子仁义礼智信的脸上给了一个无比响亮的耳光。
说实话，仁义礼智信的确是值得倡导的道德规范，但是用中庸不厌其烦地教导了人们两千多年的孔子和孔子的徒子徒孙们，在对待仁义礼智信的问题上却怎么都中庸不起来。所谓的中庸，说白了就是不论对待任何事情，都不要走极端钻牛角尖。可是，孔子们却把仁义礼智信的社会作用绝对化，并夸大到无穷大的程度，认为仁义礼智信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不是地地道道明明白白的反中庸吗？一边劝导着人们要中庸，自己又一边走到了中庸的反面，实难自圆其说。
为什么历代统治者对孔子编造的漏洞百出矛盾重重的童谣、童话情有独钟呢？因为孔老夫子编造的童谣、童话尽管是拍拍脑门之后的想当然，但是大凡童谣童话都是美丽的，孔子编造的这些也不例外，尽管荒诞不经但是他有一个眩目的外表；更因为孔子思想中不顾客观现实，幻想的成分太多，所以统治者尽可以根据自己的统治需要，对孔子的理论随意想象任意发挥。就像有多少观众就有多少哈姆雷特一样，统治者有怎样的欲求，就可以毫不费力的把孔子的思想解读成什么样子。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孔子的思想只不过是玩弄于帝王手中的“帝王术”而已。
“术”是什么？韩非子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术”是历来被儒家所不齿的，但是孔子的仁义礼智信恰恰沦为了帝王统治之“术”。说到“术”就离不开“法”。“术”与“法”在统治者的统治过程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区别在于，术不是诉诸文字公之于众的，但是它时时刻刻存在于统治者的心中。术是可因人因事因时而变化的，它只不过作为一种“治人”的策略和手段存在于统治过程当中。齐桓公的“尊王攘夷”是“术”，汉王刘邦迫不得已封韩信为齐王是“术”，曹操的“挟天子而令诸侯”与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如出一辙，当然亦是“术”……当“术”与“法”发生抵触时，君主们便往往舍法而用术，有时，术也可能与君主公开倡导的道德准则相抵触，这时君主们也往往摒法而用术。
清朝初年，很多知识分子并不买大清朝的帐，纷纷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在民间授徒讲学。如果从“法”的角度看，这些人被杀千次诛灭九族都不为过。但是康熙并没有简单地采取杀戮的手段，而是成功运用“术”，达到了自己笼络知识分子的目的。但是待时局稳定后，不要说反清复明，就是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都要诛灭你的九族。
当时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三大儒的陕西人李颙，就是不买大清朝帐的著名知识分子之一。康熙初年，陕抚荐他“山林隐逸”，特诏征他，力辞才免。其后又征“博学鸿儒”，地方官强迫起行。他绝粒六日，最后拔刀自刎，才肯饶他。他觉得为虚名所累，从此把门反锁，除顾炎武来访偶一开门外，连子弟也不见面。他讲学于关中，和顾炎武等反清大将有密切联系，并在陕西组织反清复明的地下工作。对于李颙的做法是什么性质，康熙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康熙不仅不怪罪，反而到五台山并巡察陕西的时候，又特别命令陕西的督抚，尊崇李颙为当代大儒，当代圣人，一定要亲自去登门拜访。当然，李颙也知道这是康熙下的一着狠辣的残棋，所以李颙称病，表示无法接驾。哪里知道康熙说没有关系，还是到了李颙讲学的那个邻境，甚至说要到李家去探病。无奈，李颙只好躺到床上，“病”得爬不起来。陕西督抚以下的一大堆官员，都跟在皇帝的后面，准备去看李颙的病。事情被逼到了如此的境地，李颙只好打发自己的儿子去面见康熙。康熙对李颙的儿子安慰了一番，又交待地方官，要妥为照顾李颙。并赐亲笔御书的“操志清洁”匾额。还对他们说，自己因为作了皇帝，不得不回京去处理朝政，地方官朝夕可向李颙学习，实在很有福气。康熙可谓把孔子的仁术利用的天衣无缝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这就是孔子童谣童话的被统治者热衷的根本原因。
有了以上的原因，历代统治者把孔子和《论语》看成治国安邦中包医百病的治世良方。宋朝开国宰相赵普，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孔子的“仁义礼智信”也主要体现在《论语》中。但是，我们稍作思考，就会从鼓吹“仁义礼智信”的《论语》和有关孔子的资料中，找出太多的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不忠不孝来：教唆子贡挑起齐、吴、越、晋之间的战争，使鲁坐收渔翁之利，是为不仁；鼓吹仁义，试图把人类完全禁锢在所谓仁义的圈子里，是为不义；不顾客观现实的变化，拘泥于成法，鼓吹“克己复礼”，最终演化成以“礼”杀人，是为非礼；试图通过自己想当然的努力就可以使社会退回到尧舜文武的时代，“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为不智；失信于蒲人，背弃与蒲人的约定，是为不信；“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去父母之邦”去作盲流，是为不忠；身为女人所生，却高呼“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是为不孝。就是如此一个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不忠不孝的家伙，却终日张口闭口“仁义礼智信”，其作为恰如他的弟子子夏所说：“小人之过必也文”。如此看来，孔子似乎仅仅一小人而已。即便不是小人，起码也算不得君子，就更难望圣人之项背了。
